论国内商业航天投资机制的不合理
国有资本的体制性限制
为什么不可以只是民间资本？
破局之道
在这样的时刻，
国有资本可以怎么做呢？
国有资本应当寻求模式创新
要点抢先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大势来看，B2B和B2C这两个市场才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流。到目前为止，航天产业本质上还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借鉴电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经验，充分认识B2G、B2B和B2C板块的体量对比。
论国有大型资本的投资机制优势与不足
文 | 刘语霏
新冠疫情在美国的蔓延，不但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也给美国商业航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一批型号的发射被迫推迟，航天产业也面临着巨大困难。美国国家安全航天联合会、美国小卫星联合会等产业协会纷纷发表声明，阐述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强烈要求美国国防部、NASA和国会增加投入，来拯救困难中的美国商业航天。
这样的声明并不是小题大做。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美国乃至国际金融市场，影响了诸多企业的投资与融资。一度作为产业标杆的一网星座已经申请破产保护，原因并不是技术上的缺陷，而是最大股东软银亏损严重，不打算再积极投入资金给一网公司了。
美国的困局可能带来全球性商业航天的低潮，这意味着中国商业航天必须站出来有所作为，让这个朝阳产业不至于错过历史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疫情的影响，各界都在疫情中梳理和总结经验教训，并思考着接下来到底该做些什么。实际上，我们也的确发现了相当多的商业航天机会。
当然，本文要讨论的绝不是疫情带来的短时间差内，商业航天如何发展。毕竟这一点时间差对于商业航天的整体发展来讲，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本文要和大家探讨的是另一个重大的横亘在产业面前的问题：那就是国内的商业航天投资机制所存在的不合理性。如果不及时面对、不及时理顺，我国的商业航天究竟会失去多少近在眼前的市场机会？除了明显的差距，从长远来说，资本对商业航天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如何促进商业航天资本市场的更佳分配与投放，进而引导各类型资源的有效配置，将是商业航天能否高效、稳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国有资本的体制性限制
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可以把国内的资本分成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两个大类。虽然中国的民间资本总量已经相当强大，但是依然不能和国有资本相提并论。国有资本在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和新动能创造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人人皆知，国有投资公司在资金投放上，始终是倾向于国有企业的。特别是在航天领域，由于国有企业具备更加完善的人才队伍、更加成熟的技术和研发体制、更加稳健的决策机制、更加强大的政府关系和国企间协作关系，那么在所有能够预测的战略性新兴市场上，投资国企的胜算看上去都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在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面前，国有企业对于创新创业也有着高度的关注，做出了相当有意义的尝试。包括在商业航天领域，两大航天集团都组建了各自的商业发射服务公司和卫星运营公司、卫星应用公司，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上市。
但是，航天企业长期习惯于国家级型号任务的运行模式，加上体制本身对国企运行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在大众消费型航天产业的模式创新上至今没有建树。
如果用商业化的语言来描述，国企的运行模式是B2G而非B2C，甚至也不是B2B的。国企的任务首先是为国家和军队的订单服务。争取订单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小范围的竞争，但更多场景下，两大航天集团是作为“唯一采购来源”存在的。所服务的对象，也是具有唯一性的超级大客户。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内，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具体情况，两大航天集团的国家任务非常饱满。体制对国企员工总数的严格限制，使两大航天集团几乎拿不出什么优秀的资源来直接面对企业间市场和消费市场，也就是从事B2B和B2C业务。
从长期来看，这显然是令人忧虑的。
应该指出，两大航天集团都没有完全放弃B2B和B2C，先后投资创立了一些企业。然而，真实面对，那就是这些企业当中，多数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比如某直播星公司已经销声匿迹。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似乎略好一些，不过在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及市场活跃度，也早已经远不如当年。还有一些大的不能死的公司，我们就不讨论了。
不可否认的是，航天国企采用B2G的运行规则是有其必要性的，为我国的国家安全、政治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这也决定了国有航天企业在面对B2B和B2C市场机会时的捕捉能力、活力和成长性不足，各级干部和员工缺乏这两类市场的创业经验和创业能力。加上航天国企管理政策的严格限制，航天国有企业从总体到个人，在这两类市场的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上极为保守和谨慎，并业已形成难以再改变的文化，因此，庞大的潜在市场一直没能成为真实的经济增长点。有相当一部分国资投入的国有新建航天企业，例如当年的航天新商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因为从领导班子到整个团队完全不能适应市场化运行的环境，无论在B2B还是B2C市场上，都沿用了B2G的方式方法，从开业到现在，都没有对电子商务市场产生过值得一提的影响和冲击。
在航天这个产业范畴内，2G业务有自己的特点，使得航天国企长期以来，适应了小批量研发、小批量试制、小批量生产、小批量交付、小批量售后服务的模式，完全不具备面向C端的广泛多样化需求、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灵活的产品开发、大批量生产的组织模式。本世纪初期国家任务和军方订单有所增加，带来了一定的“批产”压力，迫使航天科研生产部门在生产组织、质量管控、成本控制、服务保障等多方面实施大规模转型和升级。如果面对2B、2C市场，需要自我革命的规模就更大。
造成这样局面，一方面有航天国企干部的商场经验问题；一方面也有重视程度的问题。来自国企的领导班子，早已经高度认识到B2B和B2C是最终的规模经济，但，执行层面的认知如何呢？执行层面是否因为B2B和B2C前期需要铺垫，不能够很快见到效益、影响眼前的业绩，甚至影响个人的政治前途而不愿全力投入？开创新的局面太难，如果不给予足够的市场铺垫时间，年年要业绩，难免因为急于求成而玩玩形式上的热闹或做假数据……看上去排场都很大，但实质性能够落地的，甚至能够真正产生经济效益的，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反而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等资源。凡此种种，皆是存在的。从商业视角来看，这样的经济实体显然并不是投资的良好对象，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优质资产。
以商业发射为例，可以说是存在上述问题比较典型的一个领域之一，目前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优秀的小型快速响应火箭发射服务能力，但在商业模式上突破却非常有限。
在市场前景最好的卫星宽带服务业方面，国资卫星公司至今连牌照问题都没能彻底解决。当中星十六高通量卫星发射之后，运营商一度对B2C市场有着美好的憧憬，但最后只能忍痛放弃，转向B2G和大型机构市场。如今，这颗卫星已经在轨三年有余，寿命消耗掉了五分之一，应用进展却相当缓慢。与美国的卫讯一号卫星应用市场爆发式成长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工业互联网是一场新的生产力革命，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工业国高度重视。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批相关政策，全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和推广，未来市场前景不可限量。而国有背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坐拥强大技术的企业，近几年高管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在B2B市场上仍然举步维艰，航天云网的市场占有率、营业收入和盈利情况与企业实力及匹配的优质资源层面来说，可以说是完全不成比例。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国有航天企业当下的行为模式，是很难在B2B、B2C市场上有所突破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有突破。然而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大势来看，这两个市场才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流。到目前为止，航天产业本质上还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借鉴电信产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经验，充分认识B2G、B2B和B2C板块的体量对比。
如果两大航天集团仅仅能够守住B2G市场，结果会怎样呢？
美国有一家技术水平很高的航天企业叫做鲍尔航天，从事过不少著名的科学卫星和政府卫星型号研制，包括深空天气天文台、新一代导弹预警卫星等等。这家公司在自己的小众市场里默默耕耘，一直活得不错。但是当人们讨论航天产业、太空经济的时候，它的名字甚至都很难出现在参考文献里。在商业航天的宏大叙事中，鲍尔航天基本上被边缘化了。
如果传统的模式无法催生商业航天的B2B和B2C市场，那么不如换一种模式，那就是国有资本可以选择一部分有前途的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进行投资，并对接优质资源，共同打造出商业航天的BAT。由此引爆商业航天市场，为航天制造业、发射服务业、卫星营运业创造出更加庞大需求。这显然意味着，能为国有航天集团创造出成为世界领先企业的机会。同时，从更长远角度来看，更加意味着航天产业经济总量的突破。这需要更博大的胸襟、胆识和远见。
这样的情况已经在很多行业中成为了现实。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两大船舶公司、一大批国有商用汽车企业等搞得有声有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都可以作为航天产业投资活动的考察对象。
为什么不可以只是民间资本？
如果国有资本不出手，商业航天可以通过向民间资本寻求资源并获得真正的突破吗？这是相当多企业在过去五年时间里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具备广泛意义的案例。
首先，商业航天起步时间并不长，因此，在外界并不了解之前，最初有过一阵热闹，但基本上可以说游资占了绝大部分；同时，民间资本倾向于赚快钱（之所以不写赚大钱，是因为游资+短平快模式很少能够真正赚到大钱）。而商业航天，尤其是从事发射服务、星座运营的有关企业，因为研发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需要能够真正担当起来的社会大资本出现，才可以称之为商业航天真正的起步，也就是商业航天真正的元年。相比之下，卫星应用领域的一些企业可以提供比较快的回报，从而可以在民间资本融资方面有所成就，比如理工雷科，得到了常发股份的收购，并陆续收购了多家企业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因此而成为资本市场上的成功者之一。从事北斗产业的部分企业同样因为上市成功而成为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个板块。但是，对于整个商业航天（卫星应用是商业航天一个很重要的版块），这只称得上是局部的成功案例。
民间资本的短期逐利特性，意味着商业航天企业被迫接受苛刻而不合理的要求，为了迎合资本的要求去做些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情，譬如为了按照资本设定的时间表而强行发射火箭。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型号失败，把自己的时间成本抬得更高。
投资界自身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钟蓉萨在去年12月份的一次论坛上说：
“缺少真正的‘长钱’是我国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质量不高、投资行为短期化的重要原因。在投资运作方面，我国目前的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存续期是‘5+2’，有的甚至更短，也有3年……”
破局之道
在疫情发生之前，国际经济已经陷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僵局。美国虽然依然保持着世界最强的科研创新能力，但对于继续引领新技术革命的信心在不断减弱。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和中国5G技术的强力打压，在很大程度上，是让自己始终保持战斗状态的危机意识使然，因此，他们会习惯性地将竞争对手扼杀于摇篮，不管怎么样，这是很典型的一种成熟的市场策略。疫情导致的世界性封城，可能会进一步拖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脚步。作为第一个摆脱疫情、恢复正常的经济体，中国在引领世界产业方面责无旁贷，否则，世界经济会陷入一个更长周期的衰退期，中国作为进出口大国，更要有前瞻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在疫情发生之前，商业航天就被公认为引领国际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因素，这个属性依然没有改变。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国内外有众多创业者投身商业航天，但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技术、颠覆性业务、颠覆性模式尚未出现。资本界还是需要寻找一个真正的风口。
和民间资本相比，国有资本的优势突出，当然，不足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国有资本的规模远远比民间资本强大，中央级投资企业所拥有的资本往往以千亿计，达到数千亿规模的不在少数。这是民间资本望尘莫及的。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级投资企业，也绝不是民间资本能够相提并论的。另外，国有资本有充足的资源和渠道，在所有专业领域上招揽到优秀的人才，组建兵强马壮的专业化团队。在涉及重大投资项目的时候，还能够迅速邀请到院士一级的顶尖专家来提供咨询。这就决定了国有资本比较适合于重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项目，而且投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然而国有资本的不足也正在于此，越是庞大的资金越需要谨慎的管理和决策；越是完善而庞大的团队，就越是要遵从严格的制度和流程。这就导致了国资的管理成本相对比较高、响应速度相对比较慢。一些相对比较小的投资项目，收益还不足以覆盖国资的管理成本。这使得国资往往不愿意关注一些比较小的项目。
当然，民营企业曾经所具有的一些问题也阻碍了国资进入的脚步。在十八大以前，由于政商环境中长期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潜规则，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或被动采用各种不规范、甚至是违法的手段来获得商业机会。有些甚至至今积习难改，并未与时俱进，建立起合法的、廉洁的运行方式。虚假的“高大上”民营企业，仍然时不时会冒出来。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非常有情怀的，很能够深耕的，尤其是一些技术型企业。在长期的产业调研当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一部分有理想、有能力、有节操的创业者，只要加以一定的辅导，这些企业都具有非常好的成长性。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前期看起来很小的项目，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商业航天也是如此。如果国有资本能够拿出足够的热情，来关心一下这个行业里的创业者们，那么，待这个行业里真的出现几位相当于BAT的人物，那么也许最多只需要五年，航天的总体前景和成长性，就可以刮目相看了！
在这样的时刻，
国有资本可以怎么做呢？
在面对商业航天市场机会的时候，对于国有资本来说，最重要的是按照商业原则来选择投资对象。在民营航天企业当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投资和扶持的对象。这样的企业和创业者确实不多，但，事实就是，任何产业，颠覆者从来就是少数，甚至是特立独行者，能够最终完成破局者也寥寥无几，互联网产业发展到万亿量级，颠覆者不就是那么几位吗？
至于具体的对象选择方式，国际投资界已经给出了相当具有可操作性的成熟模式。就商业航天来说，这个领域的基本逻辑和产业前景还是很清晰的。不考虑消费用户的创业者，都缺乏投资价值。在专业机构的支持下，投资者能够比较容易地从商业计划书中描述的市场定位、团队组成、企业愿景，分辨出这家企业是不是正确认识了产业生态的构成，是不是找到了一个有成长空间的环节，是不是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蓝海，是不是真的有实力实现目标，以及最重要的——是不是打算扎根商业航天，干一辈子。然而，千篇一律的PPT，就是最终的答案吗？恐怕不拘一格，才是资本不可错过的真正良机。
如果拘泥于体制，眼睁睁看着那些有希望的民营企业被热钱所“绑架”，失去的就是一个个有价值的经济增长点、一个个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和税收来源的机会，更可能失去的是启动新技术革命的机会，这对各方，尤其是整个产业来说，都将是败笔。因此，国有资本应该考虑，在商业航天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中，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对于那些有成长希望的体制外企业做一些引领性、示范性的支持。自身承担其有远见的投资方角色，才可以说是商业航天产业真正的未来。
比如，至少可以考虑选择一些具有全球影响能力的星座、一些具有行业更新换代能力的技术转移项目，以混合所有制的模式投入资本，优势互补，真正联手去推动商业航天的发展？同时，国有资本具有强大的政策影响能力，可以为一些非常优秀的项目争取政策上的试点。如果能培育出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强大商业航天企业，能够发挥类似于华为和抖音的国际国内产业影响力、消费影响力，真正开启大航天时代的征程。
国有资本应当寻求模式创新
国有资本投向民营商业航天，同样要注意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不把企业“管死”。白俊等人的研究表明（《金融与经济》2018年第9期，《国有资本参股促进了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吗？》)，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后，国有股权并未为企业带来更多的信贷资源，且国有股权加剧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削弱了管理层的创新意愿，最终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
这个结论似乎让人有点沮丧，但反过来，这意味着国资投向民企的成功模式成为一个有价值、值得大胆探索与尝试的课题。因此，我们也许可以采取比较简单的模式之一：提供部分启动资金；给予国有品牌的某种程度使用权；对接发展中所需要的优质资源；占股20%~30%，是个比较合理的股比和模式。而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注入了优质资源和资金，一方面，也让商业航天平台，保持良好的用人机制、奖励机制等。
国有资本是时候在这个课题上，率先为商业航天作出一定的引领作用了。具体到每个项目上的投资当然是市场行为，但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等形式，表明对某一领域的支持和鼓励。由于上文中所讨论的原因，国有资本在商业航天中的投入还偏低。但这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商业航天头部企业的出现和崛起，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国有资本加大参与力度是大概率事件。
石鹏的研究认为（《价值工程》2019年第25期《从国有资本并购上市公司看国有资本运营的积极因素》），国有资本在并购过程中立足于市场，通过结合自身优势，在强化其优势产业的基础之上，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达到更加合理的战略布局，这样在面对未来风险与机遇的时刻，可以更好的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产业研究界提出了一个称为“国民共进”的概念。《国资报告》2019年01期发表文章《国民共进:携手深耕新时代》，其中指出，截至2018年10月，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投）——
“通过旗下国投高新产业资有限公司管理基金33支（不含资管基金），基金规模达1600亿元，目前已投金额中超过七成投向民营企业。
……基金出资15亿元领投宁德时代，带动其他社会资本近150亿进入新能源动力电池创新领域。投资后国投积极完善产业链布局、协助开拓客户资源，推动其巩固全球动力电池行业的领先市场地位，为新能源汽车需求爆发式增长提供了保障。2018年6月，宁德时代顺利上市。
国投系的股权基金则已直接投资200多家民营企业，其中12家已成功上市，为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支持。此外，国投系股权基金还通过子基金间接支持了1800多家民营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
这就意味着，国有资本投向优秀民营企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破局和发展，是有成功案例和模式可以借鉴的。
所谓资本，必须通过流动，通过不断的投资和回报，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商业航天经过几年的大浪淘沙，已经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有成长潜力的企业。如果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商业航天当中出现一些能够真正引领行业的大型优秀企业，是可以期待的前景，再次回到前文中的问题。这样的机会，国有资本是不应当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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